中国预测术与西方预测术的发展

 

        世界是多元化文明的世界,所有的文化共同推进着人类的发展与生存。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发展就是哲学的范畴“预测学,占卜学,神道学。”而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国家应该以中国首屈一指,华夏几千年的学术文化实在是丰富又高深,以“易经”为代表,“易经”不仅是天道宇宙之学,也还是预测占卜之学。

       以西方来说,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朗宓榭”是一位会算命的汉学家,他目前领导的研究机构,徽标是圆圈中的一个“命”字。这不难看出华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的国学,也是世界性的知识财富!

       算八字、铜钱占卜、学习奇门遁甲是“朗宓榭”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西方汉学界,朗宓榭一向以通晓语言种类多和学术领域宽而为人熟知。他的夫人说他有“旁骛之心”,而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周振鹤说他做学问“爱偏门”。其实西方最伟大的一些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牛顿”“普朗克”、“达尔文”等等哪一个不是后半生痴迷于研究神学范畴。

       朗宓榭的汉学之路在很大程度上起于中国唐宋、元明的理学研究,他是宋代理学家张载《正蒙德》文本的两位译者之一。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德期间与几位汉学家会面,其中就包括朗宓榭。朗宓榭当时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儒家在习近平主席心中的地位。

        “习主席的回答非常坦率。他说,按照儒家观点,就长远而言,义比利更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轻视‘利,应该多给老百姓一些实在的‘利,义利并举。这非常好。”朗宓榭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道:“习主席好像对中国的几大传统学问都有研究,不然说不出这么有见识的话!他很了不起。”

         朗宓榭说:“我们现在都说中国文化是多元的,那么儒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过分抬高其重要性,我担心儒家将来会成为中国唯一的思想流派。新儒家不能只着眼于自己闪光的历史,过度强化儒家在中国传统中的角色,也不能与政治走得太近。而政府应该平等对待各个学术派别。特别是中国的道家我很痴迷!易经真是太伟大了!”

         在2014年9月,朗宓榭在复旦大学作了四场讲座。第一讲《“小道”有理:中国与欧洲预测术的比较研究》吸引的听众最多。

        占卜预测术,在中国被《四库全书》总纂修纪昀称为“小道”,在欧洲曾被大阿尔伯特(约1200-1280年,德国理论家、主教、科学家——记者注)称为“不定之术”。朗宓榭说自己的理想是将预测术从“小道”带入“大道”,整合到国学中去。

       朗宓榭说:“我不否认,命理学在中国传统学问中是‘小道,但它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非常普遍。严复的宇宙观完全是向西方学的,但他每个星期都会用中国的易经卜卦,问自己的身体和财运等;我是很开明的一个知识分子,也会在女儿婚礼前看《日书》挑日子。这些都是在汉文化里学到的。”

     《瞭望东方周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文明传统,都对预测未来的命理学有极为浓厚的兴趣。中西方的预测学有怎样的异同?

       朗宓榭:预测是人类共同兴趣所在,但东西方对待命运和自由的态度不同,发展的路径及侧重也有所区别。发展到现在西方是以统计学来发展预测术,比如股市等,但是随机性和不稳定性太大,统计学还是不能代替玄学中的预测学!

       中国预测以《周易》为基础,是延续至今的中国预测术的核心,通过神秘的运算得出预言,而且很灵验;西方的预测是从先知口中探知,古希腊将阿波罗神(德尔斐预言的主人)视为皮媞亚预言的灵感来源,从公元前八世纪以来长期兴盛,当时的权贵会千里迢迢去德尔斐神庙询问一个具体的问题或事件。《新约》中的预言也是启示,耶稣自己就是先知。

       当然,这两种预测方式在东西方都有。中国的先知体现在如萨满教、巫术、扶乩技术当中,尽管有上层读书人参与了这些活动,但中国的先知式预测还是一种边缘现象。西方也有以计算为基础的预占学,如占卜,只是不太发达。在古希腊古罗马,占卜活动主要是在老百姓中流行,先知才是西方的高级文化。

      还有抽签,从古代希腊到中世纪末,抽签在西方很普遍,是属于老百姓的预测,技术含量较低,不是高级文化。而中国易经的方法基本上的预测术却是文化精华。

        从预测技术的层面看,中国比西方更发达。除了星相学外,没有禁地——星相学被朝廷垄断,主要限于“天垂象,见凶吉”,有政治敏感性,个人无法进行。其他预测技术则五花八门,大部分都是从周易生发出来的。西方则星占学比较发达,是以一个人出生的月份来确立星座属相进行预测的,这个要比中国利用年,月,日,时进行的综合预测术要简单的多。

       中西方的星占都是天地间的大学问,都是基于天人感应,基于对天和人的理解,从各自的文化语境出发的。西方的星相学催生出“星象医学”、“星象气象学”,中国用阴阳五行建构星象世界。西方的生辰星占学可比之于中国的八字算命,13世纪的波拿第在《天文书》中认为星占能够解答何时破土动工才能吉祥顺利这样的问题,和中国的“择吉之术”有共通之处。

        中国预测术中的“卜”人,和西方有很多相通之处;而“卜”地,即看风水,则是西方所没有的。

       另一个根本的差别是宇宙观。在基督教看来,宇宙之上,还有另一层次,就是上帝。上帝的态度和行为是不可预测的。传统中国没有上帝概念,有人提出,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就是说按照我们所懂的宇宙的规则来做我们的事情,宇宙是有规律的,人是宇宙之一部分,如果可以推理宇宙规律,也可以推理个人命运。

《瞭望东方周刊》:命理学、预测术,有人认为它是科学,有人则批之为迷信。它到底是科学还是迷信?

       朗宓榭:大阿尔伯特试图将星象学吸纳进科学。他把科学分成两类:一类建立在调查起因的基础上;一类是对预兆的推测。星象学被视为“推测”或概率的学问。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玄学被认知了后变成了科学!所以我们人类的认知太渺小,应该给自己一个开放的学术发展空间,不应该随便阻止自己认知之外的文明发展。

       但是,在基督教主导的西方,设法探究上帝的天机是一种罪恶,所以天主教多禁止星占学、掷骰子和其他预占术,预占在西方随着基督教的普及,不再具有主导地位,而仅仅是残余现象。欧洲启蒙运动则是以科学来杜绝预占术。

        中国历朝历代在不同时期曾将不同的预占术定为秘术,但是占卜术作为一个整体从来没有被宣判为“迷信”而遭禁止,它不是中国文化的对立面,反倒被容纳吸收到很多家族意识及国家礼仪之中。中文的“迷信”是一个外来词,“迷信”这个西方概念历经基督教和启蒙运动,意义已经被掏空,成了批判的话语,是负面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启蒙思想流入中国,直接导致1928年和1930年中国“反迷信”的立法运动。其间,不仅很多寺庙被迫关门,很多占卜术士都被禁止从业。但是,40年代的中国还是出现了20世纪最著名的三位命理大师:徐乐吾、袁树珊、韦千里。

       袁树珊著《命谱》,为64位名人立传,包括孔子,解释为何孔子三岁丧父。尽管当时的国民党当局极力倡导启蒙开化之风,但是占卜书籍依然十分流行。

       1949年以后,“迷信”这个概念使用更为广泛,“文革”时期,禁止包括占卜在内的“封建传统”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以后,预占方面的书籍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可以在书店买到了。不过算命作为实践,仍然处于灰色区域,政府还不够大胆,就好比中医一样急需要国家的支持了,不然随着民间一些绝学高人相继老去而失传!因为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最近几百年来不乏一些西方学者在抢救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书籍,包括东方国家日本和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前几年韩国不是在申遗“风水”吗,不是中国的很多爱国人士的极力阻止恐怕我们这代人都成罪人了!我们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强大与拥有的古老文明文化的多少是成正比的!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人认为是可以改命、改运的。朗宓榭:命理学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自由的命运的认识上。预测可以不断重复,是自由的表达。常有人说古代中国缺乏自由的概念或自由的概念很弱,但是,在一个相信命运之预测的文明中,用从预占中获得的知识,在理论上是可以与命运斡旋,从而获得自由的。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很多与命运交涉的形式。从法术到道德、修身,通过祭祀取悦祖宗或通过《日书》的指导行事等,以及佛教世界里可以改善宿业,以减少甚至彻底抵消不良后果——佛典里的《占察善恶业报经》就谈这个问题。马克斯·韦伯称之为传统中国“根本性的存在着的乐观主义”,因为自由可以通过每天与命运的交涉而实现。

“大数据”与预测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大数据”很流行,人们甚至用它预测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等等。你怎么看?

      朗宓榭:大数据预测与概率关系很密切。欧洲很多所谓“科学预测”的形式是在18到19世纪的转型期间产生的,主要使用概率测算。概率测算和赌博有密切关联。对预测数据的处理首次在数学家高斯的常态分布中得到表达,并发展为钟形曲线。从1844年起,钟形曲线在概率计算中大量使用,在钟形曲线高峰处的事件,我们或许可以进行“科学预测”。然而,预测处于钟形边缘的事件,某种意义上是不可能的。柏林墙的倒塌、雷曼银行破产后引发的经济危机,以及许多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事件,是用这种概率计算无法预测的。每天我们都经历着预测,特别是经济界的预测——一直在不断修正。现在,政治学、经济学都有预测,都自称是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的。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好像就是中国商代的占卜之士了,大家承认他们,甚而崇拜他们。我们德国有五个所谓的“经济神人”,老百姓都很信他们,但是,经常过了一周,他们又改口了。因为用统计学的曲线预测手段并不灵验,还是中国的易经预测学最灵验,虽然他们用科学手段解释不了!

《瞭望东方周刊》:那我们为何仍然需要预占之术?

       朗宓榭:人类无法承受意义的缺乏及绝对的随机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歌德在自传《诗与真》中把自己称为“迷信的”,自传开篇即是他出生的时辰,他说:“迷信是充满独立的、进步的、自然的一个结集,而虚弱的、狭义的、举足不前的、陷于自我的人的特点则是什么也不信。”正因如此,歌德对预言特别看重。

结束语:

       人类非常需要面对未来时的安全感。我们所经历的事件,包括事故,都应该有一个意义,否则,恐怕会又无聊又悲观。但是怎样建构、解构这些意义,每个文化、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而中国几千年传下来的易经预测学文化无疑是人类的希望,不仅中国要保护它、发展它,而且世界也要共同保护它,相信有一天我们会真正研究懂它。而阻碍它的都将是人类文明的罪人!

 

中国预测术与西方预测术的发展

深圳风水大师高连法是深圳著名的风水大师,深圳命理大师,深圳取名大师,深圳风水师,周易起名大师,周易预测大师,是中国风水届的领军人物。 近40年来都在研究易经文化,非常擅长八字预测,起名取名改名及住宅风水、企业公司风水的布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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